基本权利释义学是一个致力于规范含义发现的解释事业，是在遵循基本权利普遍原理的前提下，参考特定学说，依据本国概念，服从宪法解释方法确定基本权利含义。
另外，《民事诉讼法》第 15 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可以支持……起诉，有人认为检察机关是机关，可以据此支持起诉，亦属理解错误：审判机关、立法机关也是机关，是否也可以按该条规定支持起诉？本次司法改革明确规定了民事检察工作的许多职责，民事检察部门（包括基层院在内）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人多事少，找米下锅，而是事多人少，难以应对。现行民事检察程序中的调查制度与此类似。
民事行为不再与民事检察的案件性质或类型直接相关，也不再是民事检察工作的中心问题，[28]不再是民事检察的对象。当前面临着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契机，民行检察工作正处在发展与攻坚阶段。[30]（二）不同于民事审判方法的民事检察方法：查控违法，不是评判权利主张民事检察案件不是民事纠纷，自然不需要民事审判的方法。民事检察可以促进公正的民事审判，因而民事审判的功能也是民事检察的间接功能。这位负责人说，民行检察工作经过了 20 年的发展，实践证明，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的监督是十分必要的。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 3 条所规定的人民法院的任务，以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 4 条所规定的人民检察院的任务，都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差别在于前者是通过审判活动，后者是通过行使检察权。这种检察权的审判化当然是反常的，但人们长期对之习以为常，视之为当然，甚至视之为民事、行政检察程序成熟、完善的重要标志，这说明检察程序的审判化有其深厚的基础和背景，并非出于偶然或巧合。11月24日生日这天，刘少奇请家乡来的亲人们到他家简单吃了顿饭。
保护不了国家主席的宪法一届一次人大会议之后不久，蒋碧昆结束了进修，回到中南政法学院，在中国宪法专业任教，授课内容主要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宪草讲话、刘少奇所做的宪草报告以及新制定颁布的宪法。1954年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幕，刘少奇在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为了方便政治局讨论，他还要求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中央委员抽空阅读这些参考文献。你们应从敌人手中拿掉这个武器，把共同纲领变成国家的根本大法。
于是绕道徐州，经济南北上天津，走走停停，辗转一个多月才到北京。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16期，作者:申欣旺、王雪 进入专题： 宪法 。
这种苦恼在1959年达到了顶点。我记得在宪草办的时候，田家英（宪草办主任）曾告诉我们，毛主席对宪法文风的要求就是普通老百姓能看得懂。接到信后，刘少奇派了侄子刘允明回来，了解情况后，带着他们一起去了北京。蒋碧昆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觉得他本人在当时并不看好这个职业。
不久，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刘少奇问大家有什么打算。蒋碧昆忍不住将宪法教学中的困惑提了出来，其中包括一直弄不明白的一个问题：我国的国家主席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刘少奇的回答是，有点虚君共和的味道，却并未进一步说下去，只是让他多学政治经济学，显然并不看好他在宪法这个领域能有所发展。1954年8月，蒋碧昆到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简称宪草办）报到，被分到秘书组。这一年的3月，蒋碧昆和另一位老师到河南遂平、郑州和河北唐山等地，调研城市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问题。
彼时蒋碧昆对于宪法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共同纲领和苏联国家法，因为他本科阶段其实并没有学过宪法。这一次，中共中央认真考虑并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
一是说你们没有进行选举，政府不是选举产生的。但他同时认为，这部宪法也有其局限性：到了1982年宪法修订的时候，大家才有了对宪法实施的监督制度的思考与设置。
1949年7、8月间，长沙刚解放不久，蒋碧昆的妻弟鲁勋昌给舅舅刘少奇写了一封信，表达想去北京的想法。多年以后，蒋碧昆获知，这次全民讨论参加人数达1.5亿人之多，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随着政治运动的深入，蒋碧昆发现，所讲授的内容在现实面前越来越苍白无力。他上中国人民大学是刘少奇决定的，正因如此，作为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生的他才有幸参与了1954年宪法的制定，从此与宪法结下不解之缘。在报告的第三部分，他专门针对讨论宪法草案时提出的各种意见作了简要回答。到了这时候，他们才知道，刘少奇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家乡真的出了大官，都感觉亲切而又激动。
与刘少奇的亲戚关系，加上宪法学者的身份，令他的一生命运跌宕起伏。多年后，蒋碧昆才理解刘少奇说这番话时的复杂心情。
因为洪水冲垮了公路、铁路，为了能将讨论意见送到北京，地方上用油纸、油布把文件包裹后，空运到了中南海。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毛泽东亲自挂帅，担任了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主席。老解放区还好，刚解放的地方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上世纪50年代中期，蒋碧昆编著了宪法的第一部普及读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名词简说》，反响很好。在文革中，也是这层皇亲国戚的关系使他饱经坎坷。这次见面一个月之后，在1959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但是要按组织手续办，要参加考试。
由于当年夏天发生特大洪灾，不少地方的政府是在防洪堤坝上组织民众讨论的。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院内经受了又一次被打得鼻青脸肿坐喷气式飞机的残酷批斗之后，刘少奇手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道：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
宪法所代表的精神——对法制的尊重——显然并不符合政治运动的需要。他甚至开出了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各国宪法以及中国历史上各部大法做参考书目。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普及宪法知识。蒋碧昆感兴趣的是文学和历史系，对与数字相关的经济不感兴趣，因而最终选择了法律系。
蒋碧昆有幸参与的，是中国第一部宪法（即五四宪法）的起草工作。1954年6月，蒋碧昆大学本科毕业，被分配至坐落于武汉的中南政法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任教。在我们进修期间，宪法起草委员会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师生参加制定宪法的相关工作，正好我的一位老师去了中南海，我由此参与其中。到学校后，蒋碧昆才知道，自己带队报到的6人队伍中，只有自己成了国家法（后改为宪法）专业教师。
1969年11月，国家主席刘少奇病逝于河南，遗体被易名火化。在中南海刘少奇办公室一楼的会议室，两人有了一个小时的长谈。
有些人提议在第五条中列举我国现有的各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时候，还应当提到国家资本主义。人民大学建校之初，只设置了法律系、经济系、工厂管理系等八个系，以经济类为主。
与刘少奇同乡与亲戚的关系，加上宪法学者的身份，令他的命运一生跌宕起伏。直到1959年当面求教于刘少奇时，动辄得咎的宪法学对于蒋碧昆来说，仍是战战兢兢不得要领。